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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蚕

发布时间:2015-04-13编辑:名人传
【出品】中国明星影片公司
【编剧】蔡叔声
【导演】程步高
【主演】肖英、严月闲、郑小秋
【首映】1933年
【故事梗概】

      30年代初,帝国主义为了转嫁经济危机,强化对华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。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恶化。
      清明过后,江浙农村家家开始为育蚕而忙碌。老通宝一家去年的蚕没养好,今年打算好好干一场,养了三张纸的蚕种。老通宝意识到家境的贫困化与洋人相关,“听到一个洋字,就是七世冤家”,养蚕也不肯用洋种。他性格的另一面,严格遵循传统的禁忌和迷信。他把大蒜头涂上烂泥,虔诚地放在蚕房的墙脚。大蒜头生出的叶瓣预示蚕花的命运。
      老通宝的大儿子阿四忠厚老实,儿媳四大娘对公公的一套保守的持家之道频有烦言,但也只能听老爷子当家作主。小儿子多多头年轻气盛,既不迷信什么禁忌,也不理会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旧礼教。他与年轻姑娘六宝经常来往,关系有点暧昧。他与邻居李根生的妻子荷花,也常常打打闹闹。
      荷花在村里名声不好,被人们认为是“晦气星”。这一年根生家的蚕宝宝坏了,似乎更证明荷花是个克星。六宝和村妇们对根生指指点点,流言蜚语,根生将一肚子怨气发泄在荷花身上,将她狠狠地揍一顿。荷花满肚子委屈,无处申诉。老通宝对荷花这样的女人更是鄙视,认为谁沾上她就得败家。他严禁多多头与她来往交谈,否则就告他忤逆不孝。
      老通宝家的蚕宝宝在全家精心照顾下,长势良好。为了把蚕养好,他借了 50块大洋买桑叶,梦想蚕茧大丰收后,不但可以偿清债务,还能攒下一笔钱振兴家业。老通宝对荷花的轻蔑激起她强烈反感,一天她偷偷溜进老通宝家的蚕房,抓走了一把蚕,故意冲克,进行报复。此事正好被多多头撞见,多多头 抓住荷花问明原委之后,不事声张地将她放走了。六宝远远见到事件的过程,一下子张扬得全村都知道。老通宝得知他最忌讳的事件后,忧心忡忡。
      老通宝全家夜以继日地喂养蚕宝宝,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。虽然大蒜头只长了三四瓣叶,虽然有荷花这样的“晦气星”的冲克,老通宝全家的蚕茧却获得了大丰收。人熬瘦了,蚕茧却硕大丰满。“这样好的宝宝,我活了60多岁只遇到两次”。
      老通宝的梦想即将成为现实。他拍着胸脯向担保借债的亲家说:“放心,你做中的那笔钱,一定本利还清!”
      然而事与愿违。日本的人造丝占领了英美市场,并侵入中国市场。加之战乱频繁,中国丝销路大减,茧行根本不收购蚕茧。到乡下来的不是茧行的行贩,而是逼债的债主和催粮的差役。
      望着丰收的蚕茧,老通宝走投无路。茧又不能当饭吃债又逼紧了,时间又拖不起,出了蛾子怎么办?
      听说无锚的茧厂还收购蚕茧,老通宝带上阿四和多多头将茧运往无锡。收购价压得很低,对茧的质量又极为挑剔。老通宝无奈只得忍痛卖掉,蚕茧还卖不到本。
      回到蚕房,多多头突然发现屋角的大蒜头长了许多像征蚕宝宝狂的叶瓣。他苦笑着将大蒜头掷入溪中,激起的一圈圈波纹渐渐扩大……
【电影欣赏】
      1919年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,以雷霆万钧之势向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全面冲击。中国的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等,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态,都发生了划时代的深刻变化。由于多种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,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在20年代基本上没有贯彻到电影这个新兴的艺术领域。直到30年代初,中国电影的面貌才发生质的变化。
      《春蚕》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将“五四”之后的新文学作品搬上银幕,可以说是中国电影转轨的一个象征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承担着救世与启蒙双重的历史性任务,《春蚕》的主题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。影片的序幕概括地阐述了由于日本人造丝在英美倾销和对华输入,中国这个传统的丝织品出口大国,曾经创造过东西方交通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,如今丝厂倒闭,蚕桑凋零。影片结尾,老通宝一家在蚕茧丰收的年景里,却面临破产的危机,更形象地点明这一主题。影片对以老通宝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艰难处境寄予深切同情,又对他们思想上的保守、落后、愚昧和迷信,作了揭示和批判,涵蕴着文化启蒙。救世与启蒙,或者说反帝和反封建,就是“五四”新文化的主题。
      《春蚕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创新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剧作。20年代,除洪深等极个别的例外,中国人拍电影根本没有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,流行的拍摄蓝图是简约的幕表。幕表包括四项内容:(一)幕数(即场数);(二)场景 (内外景);(三)登场人物;(四)主要情节。幕表既无台词,也无性格和环境描写,全凭演员和导演自己发挥。根据这种粗糙的幕表拍摄影片,很难要求细致的性格刻画和环境氛围的烘托,主要是通过镜头讲清楚一个故事。《春蚕》及其同时出现的一批电影文学剧本,大大加强了电影的文学基础,对中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。
      中国传统叙事艺术,重视情节性和传奇性。中国电影亦多为戏剧性结构,倾向于时间的延伸而不是空间拓展。《春蚕》直面当时社会现实,剧作结构上趋于散文化,对时代背景和生活场景做了细致描绘,在人物关系上作了多层面开掘。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,而以内涵的深邃和叙事的精到见长,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。《春蚕》等一批作品的出现,使中国电影的面貌焕然一新。
      电影剧作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,也带来电影导演和电影表演上新的艺术素质。在摄影棚里搭起蚕房,运用间隔拍摄和化入化出的手法,将蚕的成长全过程在银幕上展示出来。小桥流水的农村景色,布景力求逼真。影片初次采用跟踪镜头,加强运动感揭示人物内心世界。演员认真严肃进行排练,深入把握角色性格,感情真挚。在当年有这样的创新精神和严谨的作风,十分难得。也许由于影片的这一系列革新过于“超前”,曲高和寡,影片的营业成绩并不佳。
      《春蚕》的编剧夏衍,原名沈端先,1900年出生于浙江杭县,1995年逝世。 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时,夏衍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习,卷入时代狂飙,参加《浙江新潮》编辑工作,投入反帝反封建行列。1921年考入日本九州明治专门学校,学习电机专业。在孙中山先生引导下,加入国民党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,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2年夏衍与钱杏佛、郑伯奇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,开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。同时组成秘密的党的电影小组,夏衍任组长。夏衍先后创作了《狂流》(根据程步高的立意)、《春蚕》、《脂粉市场》、《上海二十四小时》、《压岁钱》、《自由神》等电影剧本。其剧作特色,首先选择富有现实意义题材,充分发挥电影的社会批判功能。剧作结构上淡化戏剧性,突出社会环境的描绘,重视视角细节,蒙太奇处理简洁。夏衍的电影剧作开一代新风。弱点在于有时思想大于形象。抓电影剧作的同时,积极开展电影评论,掌握上海主要报刊的电影副刊。夏衍撰写了大批电影评论文章,并与国民党政府御用文人展开“软性电影”的论战。夏衍还与郑伯奇合译普多夫金的《电影导演论》、《电影脚本论》,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苏联电影理论。此外,将大批新文艺工作者引入电影界。通过夏衍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工作者的努力,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开展起来,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多年之后,这一地下电影运动的丰硕成果,也获得外国电影史学家的高度评价。(www.mingrenzhuan.com)
      1937年至1949年,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。夏衍主要从事新闻工作、戏剧工作和统战工作。解放初期在上海领导文化事业,1954年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,主管电影工作。除掌握大政方针,全面规划电影事业发展,还深入各个片种进行具体细致的领导。看剧本、看样片谈意见,有时亲自动手修改文学剧本、分镜头剧本。他发表讲话,写电影评论,既通过行政方式,更通过社会方式促进电影艺术繁荣。电影剧本供不应求,他亲自动手创作;电影学院师资教材不足,他亲自授课。对新闻纪录片、科学教育片、美术片同样从选题到具体作品给予指导。尽管50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粗暴干预,中国电影曾陷于低谷,其后政治运动接踵而至,电影往往首当其冲;在夏衍、陈荒煤等一批重视电影艺术规律的内行领导下,中国电影成绩斐然。例如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,就出现过一次电影艺术高峰。
      夏衍学识广博,多才多艺。作为电影剧作家,他改编的《春蚕》、《祝福》、《林家铺子》、《憩园》在剧作上属第一流。他出版过多部电影理论评论文集,其中如《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》被公认为中国剧本剧作理论的里程碑。
      作为戏剧剧作家,他写过12部多幕剧,《上海屋檐下》、《法西斯细菌》、《芳草天涯》均属可传世之作。
      作为报告文学家,他的《包身工》已属中国报告文学经典之作。
      作为杂文作家,他出版过杂文集多种。
      作为翻译家,他翻译过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之作的《母亲》(高尔基著)以及社会科学、文艺理论方面著作多种。
      夏衍在广阔文化领域自由驰骋,并都获得第一流成绩。所有这些文化活动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革命理想。他长期处在白色恐怖之下,多次从特务搜捕中“漏网”。抗日战争颠沛流离中两次翻车,竟安然无恙,但却逃脱不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罗织的周密文网,被投进监狱达十年之久。十年浩劫,他在生理上留下终身残疾;十年面壁,他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一次升华。
      夏衍复出之后,一直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。他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创作、电影评论、电影事业发展,仍不断通过评论及其它方式给予引导。在中国电影诞生90年之际,如果要列出一批对中国电影作出卓越贡献的电影家名单,居于首位的应该是夏衍。
      夏衍的晚年,更侧重于对革命历史教训的反思。“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 17年,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、更残暴的浩劫,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 10年之久?”那答案就是,我们背弃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。“全国解放后,我们常说我国已经彻底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,因此,30年来,在文艺领域中很少强调反封建的任务。过去我们往往把‘百家争鸣’实际上只归结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的争鸣。但30年来的实践证明,这两家之外的封建主义这一家,却一直在顽固地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进。”
      20世纪的中国,处在几千年历史中最伟大的转折关头之一。夏衍以他与 20世纪并存的一生,始终不渝地致力于促进中国文化向现代化转轨,并在电影及其他广阔的文化领域,树立了丰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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